根据宪法规定 什么行使国家立法权


 发布时间:2020-09-21 18:23:49

该类案件的执行难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被执行人的协助义务界定困难。被执行人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权时,认定被执行人拒不执行裁判文书自无异议,但被执行人的父母即子女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权,能否认定是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协助义务?有时子女本身不愿到父或母处时,又如何处理?二是

在一些地方,代表行使质询权,往往担心被指责和“一府两院”唱“对台戏”。有的党委和人大领导,也因怕影响团结、破坏稳定、弄僵关系,而不愿意让代表和委员行使质询权,进而说服代表改为提出批评和意见建议。实际上,质询只是众多监督方式中的一种,虽然刚性强,但也未必就要引发冲突和矛盾,更不是要唱“对台戏”。用活用好质询权,反而会推动“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而促进依法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用好质询权,也需要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通过宣传教育,使当事人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从适宜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主动协助,从而使纠纷得到顺利解决。审判与执行相互兼顾。该类案件执行难有时直接源于审判。有的法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方法简单,思想工作不到位,对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未让当事人充分协商,也未提出适当的探望方案而是简单地下判,以致于其中的一方产生对抗情绪;有的判决则是含糊其词。故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先让当事人对探望问题充分协商,力争达成协议,确需判决的,也要尽量明确、具体,要充分考虑到以后判决的执行,努力不使相关判决成为“自判”。

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应当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保证审判工作独立进行,免于媒体的干扰。事实上,实践中的确出现了很多媒体未审先判干扰审判的情形。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信息公开的范围有基本的规定,但由于没有相关立法,是否为普通老百姓所理解?如果脱离上述理解,大搞法院的信息公开,就可能事与愿违。它会使老百姓认为如此就可以有问题找法院发言人。不仅老百姓难以理解,法院发言人似乎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有发言人说,如果有人咨询法律问题,就先在自己法律知识范围内进行讲解,不懂的就让他向别人请教。

实践中,有的被解除方在收到解除通知后并没有启动解除异议之诉,而是以向解除方发出书面“异议函”、“回函”等方式行使合同解除异议权,此种方式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使要件。另一特殊情形是,如果当事人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方式存在约定的,则是否可以从其约定?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约定以“书面致函”等非诉方式行使解除异议权的,因其与法定的解除异议权制度直接冲突,故并不发生“异议”的法律效力。合同法《解释二》限定了被解除方行使异议之诉的期限,亦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约定了合同解除“异议期”的,按照约定办理。

疑难司法实务问题解析(二)合同解除一般有三种形态:一是协议解除;二是以“通知”方式单方解除;三是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要求司法解除。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正确认知合同“解除异议之诉”的实务疑难问题。第一,应正确认知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问题。合同法本身没有关于解除权行使的期间性规定,合同实务中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解除权成就的条件及行使期限。有观点认为,解除权应及时行使,因解除权行使不及时造成损失扩大的,扩大部分的损失由享有解除权方承担。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裁量权行使得当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行使不当将有损司法权威,降低司法公信力。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案不同判”、“同命不同价”等问题为社会大众所诟病,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历久弥新却又具有现实紧迫性的课题。一、提高立法质量司法公正的实现要求用统一的标准来裁决纠纷,但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得已有法律条文过时或不规范、立法者在制定法条时存在认识局限性、很多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政策与法的冲突等原因,严重影响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素肠 巩文见 吴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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