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选举权


 发布时间:2020-09-26 03:04:23

而从治国理论和社会的治理经验上讲,运用司法手段调处纠纷、缓解冲突,可以使社会变革阶段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在国家法治的总体框架内获得缓冲与调和,有利于及时解决冲突、缓解矛盾。将司法措施作为和平年代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及民间纠纷的主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切实保证司法权依法独立

法治政府的建设对执法权行使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要有法律根据,而且还要遵照法律的规定程序行使。这就意味着,即使合法的执法行为,也不能一扣了之,而应当遵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加以执行。应该说,在媒体曝光的典型案件中,执法机关采取强扣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没有太大的疑义,争议主要还在执法的程序上,因为正是在执法程序上的不完善,一扣了之,才导致相关财物的“灭失”。因此,这需要从强扣行为的性质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谈起。其实,强扣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叫罚没型的强扣,通俗地讲,相对人因违法被财物处罚了,自己又不愿意主动交纳,执法机关因而采取的强扣措施,在履行相关的手续后,上交国库。

但我国多数地方,县级以上人大全体会议,每年都只召开一次,所以代表的质询权行使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虽然开会次数多,但委员也只有在会议期间才能提出质询案。而且现行法律对质询案的内容和范围、提交期限、准备时限、质询人的发问、被质询者的答复和辩解等均未作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对相关的法律责任也缺乏具体规定。即使目前已经常使用的专题询问监督方式,和质询的内涵、行使方式之间的区别,也需要法律予以厘清。今后,应当结合实际,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使质询权行使的流程更加明确。本报特约评论员朱恒顺。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制定了详细的举措,强调司法公正对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决定》关于“司法公正”的表述,将引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以司法公正筑牢社会公正之根、国家法治之基。

我们还要看到,司法实践中妨碍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地方党政部门的干预和影响,即司法地方化问题;二是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化问题。“权大于法”成为潜规则,严重动摇了宪法和法律权威以及司法公信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这些问题已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例如,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

梳理“权力清单”,既是明确权力也是限定权力。据统计,5000余项权力中,绝大部分涉及行政处罚。对此,西城区将对部分领域行政处罚权进一步明晰处罚标准,尽量压缩自由裁量权空间,避免因人为因素造成处罚裁量过宽。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接下来的梳理审核阶段中,凡无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权力将被废止,职责不清的将依法予以明确。- 公开:透明行政成趋势西城区推动权力公开透明的尝试去年就已起步。作为北京市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试点单位,西城区委于去年底率先公开了164张区委权力运行流程图,列出权力主体、行使步骤、限制条件、监督办法、举报方式等。

另一种情形叫强制措施型强扣,这是针对相对人有违法的嫌疑或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执法机关为固定证据或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采取的暂扣行为,待社会秩序恢复后,还须将财物归还相对人,或者,待对相对人违法的情况调查清楚后再作处理:或者归还相对人,或者罚没。无论哪一种强扣,执法权是一种公权力,强制的财物不能被执法人员,包括执法机关自己私分。在程序上,都应当登记造册,由相对人确认后,对罚没型的强扣,最终被扣的财物要上交国库。

莫于川教授从行使地方立法权的特殊性和新形势,地方立法权行使过程中的特殊难题及增强合法性、民主性、民生性、成效性、主动性、协调性,有效行使地方立法权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法治观念有效行使地方立法权的观点。参加学习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市级有关部门、区(市)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纷纷表示,讲座内涵丰富,指导性、实用性强,将认真学习、消化相关内容,并在本职工作中灵活运用,在我国法制发展进入民主化、精细化发展的新时期,为加强和改进成都地方立法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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